人得气于父，得体于母，实则资气体于天地，故曰‘父天母地。

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，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(天理)而来的客观要求，那么，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，即理一分殊。信于友有道，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。

云‘言能敬事宗庙，则事天地能明察也者，谓蒸尝以时，疏数合礼，是敬事宗庙也。山川鬼神亦莫不宁，鸟兽鱼鼈咸若，而地道宁矣。仁是根，孝悌是发出来底;仁是体，孝悌是用;仁是性，孝悌是仁里面事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，邢昺在概括天子章一章章旨的疏文中也引用了《白虎通》的这句话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!然体大难备，物性好偏，故所施不同，事少两兼者也。

20至于两者之间的关联，正可从上引朱子的话引申出   来: 感固是心，然所以感者，亦是此心中有此理，方能感。顺此，董鼎指出，父母之道即天地生生之道，或者反过来说，天地生生之道即父母之道。如果圣人只论生命境界，则势必远离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命本身，这其实是宋儒所不愿看到的。

但他又认为克私奉公也是成圣的法门：圣人无私无我，故功高天下，而无一介累其心。学者其体此意，令有诸己，其地位已高。其一，孔孟的求仁是诉诸人的感性经验，是仁之方，程颐的成圣是诉诸人的道德理性，是复性、明理。实有诸己，只要义理载培。

只为公，则物我兼照，故仁，所以能恕，所以能爱，恕则仁之施，爱则仁之用也。在本体论上，万物一体言仁，确定了存理之必要性，在境界论上，其确立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的体认天理方法。

[1]15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，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，譬最近。从本体论上来看，万物之理就是万物之性。一、仁之体与仁之用 就本体论仁学而论，万物一体思想来自张载《西铭》，其中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深受程颢赞许：订顽一篇，意极完备，乃仁之体也。公而以人体之，故为仁。

人虽有意于为善，亦是非礼。就人自身而言，这种性理就是父子君臣等一类的道德伦理，也即仁之理，而且这类伦理，非人为安排的，其与天理一样都是自然的定理，这样，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统一起来。他说：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，皆有此理，只为从那里来。[1]63 程颐教人思量公，即思量内外、物我之间的一体关系，这样就能体悟到仁。

其三，大公无私是圣人人格修养功夫。二程虽然共同体贴出一个天理本体，都是理学的开创者，但在仁的训释上差别较大，一个以一体训仁，一个以公释仁，这两种训释有什么不同?由此引出了程颢、程颐兄弟哲学思想的差别问题，他们的仁说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?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差别? 本文认为，程颢、程颐兄弟仁说的差别，可以看做是仁之体与仁之用、生命境界论与道德实践、直觉工夫与穷理去欲之间的差别，由此，二者仁说也各有利弊。

其二，公与私的关系，就是无我与有己的关系。原始仁学中的义利之辨只是一种价值导向，孔孟在如何进行价值选择方面却没有申而论之，而程颐通过理欲之辨、公私之辨对其作出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完善，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化，换言之，存理灭欲和克私奉公的价值取向依然是舍利取义。

这样立身于天地之间，才能与万物大同。而程颐的的确严毅亲切的性格，以及其以天下自任的抱负，对仁的理解自然趋向于外在性、严厉性。若要成圣人，不得不存理灭欲。义、礼、知、信皆仁也。因此，万物一体是建立万物皆有其性(理)的基础之上，所谓一体之仁，就是生之性、生之理。故博施济众，乃圣之功用。

在实践层面上，实践主体只要怀私处事，就无法做克私奉公。[1]142 这种大公就如天地无私心、圣人无私情一样来对待万物，以超然旷达的胸襟来顺应一切外物。

听其言，其入人也，如时雨之润。程颢纯粹如精金，温润如良玉。

[1]16-17 程颢的识仁，不是在自我之心外的防检，更非自我之心外的穷索，而是对自我内在之心的察识，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，体悟到吾心之仁乃天地之仁，天地之仁亦吾心之仁。盖有一介存焉，未免乎私己也。

并且，此所谓‘无私，不是‘无我‘无己，不是对私利的否定，而是不奸邪、不偏私。仁者用心以公，故能好恶人。他说： 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。如果人只为自我私己，必然会漠视天理仁体，唯有视己如物，使小我的境界得以提升、扩展，才有崇高的生命体验，即其所谓的大小大快活。

所以，程颢强调从自我主体之心去体悟、察识形而上之仁体。正是公的实践面向，是仁体的发用，是克己的功夫，所以朱子也强调：公不可谓之仁。

程颢提出的一体之仁，既是一种本体论，更是一种生命境界论。他们的仁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，与他们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。

程颢也是以譬喻的方式诠释了一体之仁，这种感通，就如切脉最可体仁[1]120，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直觉。[1]144 人心私欲，故危殆。

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、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、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。[1]153 仁道难名，惟公近之，非以公便为仁。若要明理，诚如程颐强调：损人欲以复天理，圣人之教也[1]1170，无人欲即皆天理[1]144。其二，理欲之辨、公私之辨是义利之辨合乎逻辑地发展。

所以，大程提出体认仁体的工夫，以破除我与物、主体与客体的对立，回归到理一的本体之仁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。因此，程颐的兴趣不在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，他把对仁的内在体验引入外在道德实践中，他说： 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

[1]153 既是私意，如何得仁?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，只有礼，始是仁处。[1]15所谓的学者其体此意，即通万物而谓之道，体万物而谓之性[2]64。

只要有私意有己的存在，则会打破一体的和谐，即私则万殊，宜其难一也，难以达到一体之仁的境界，这仍是内在体验，与存理灭欲的工夫有关联。二程的学术差异与二人的气质个性有关，朱子曾经作过比较：明道说话超迈，不如伊川说得的确。